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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Round Table）第2期 导言
2001年纽约世贸中心大厦遇袭，似乎为新世纪预演了一个不祥的开端。十多年来，不同文明间因文化冲突而引发的暴力接二连三，直到最近的巴黎市区恐怖袭击、马里丽笙酒店劫持人质事件，无不在宣示着朱迪斯·巴特勒所谓的“生命的脆弱不安”。但特里·伊格尔顿提醒我们：不能仅仅把弥漫全球的恐怖主义定性为“邪恶”（evil）了事，因为这一思维再往前一步，就是以暴制暴，结果是事态恶化，滋生更多恐怖，让无数无辜的生命继续卷入浩劫。“邪恶”作为“理性”触角无法企及的非秩序，实际上正是“理性”范畴的衍生物，其命名本身就意味着对真问题不负责任的回避。维柯早在1725年就指出，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正是我们的创造活动。当“理性”的历史构建被逐渐遗忘，并与自然合二为一，思想也就因为知识的惰性而停滞了，恐怖或“邪恶”也将变本加厉。与之相反，伊格尔顿建议我们应采取的态度是：正视并承认阿拉伯世界在漫长历史中，因西方的政治凌辱而累积的愤怒。如果把伊格尔顿这一充满智慧与启迪的建议本身“历史化”，我们也许会发现，在西方文化外部，它尤其令人钦佩。或者说，真正令人钦佩的毋宁是西方文化内部的某种自我批判精神——伊格尔顿的思考正是这种精神的一种体现。
然而，在这个不同文明多元共生又冲突融合的时代，伊格尔顿的思考与建议并没有传达出多少新意，甚至在西方文化外部可能构造出某种思想陷阱。因为他对新世纪的恐怖与暴力的探讨，依然放在旧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框架内。
在漫长的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曾借助其海外拓殖的历史，在非西方世界的心智层面深深地植入了其优越性的意识形态，并为后者留下了沉重的文化包袱。“非欧裔”（non-European）知识分子的批判工作可能面临着比“伊格尔顿们”更为艰难和尴尬的处境（当然，西方文化的“外部——内部”、“欧洲裔——非欧裔”之类的二元对立项的建构，似乎违背了跨文化研究的初衷之一，即必须批判权力中心所依附的二元对立的哲学前提。但是，“非欧裔”在此作为一种反思自身批判位置的方法，而非去固化二元对立的陈词滥调而存在，依然是有效的）。“非欧裔”知识分子的批评工作一方面需要介入跨国资本市场的全球扩张历史，另方面更需要对自我与（后）殖民主义可能共享的某种心智进行检讨，警惕在“反西方”的集结号声中，“在地主义”式的权力重构的诱惑。这一状况，正是帕沙·查特吉所说的，亚非国族话语的悖论处境，它在极力摆脱欧洲思想控制时，却又准确无误地陷入欧洲后启蒙话语的牢笼，成为欧洲思想的衍生物。那么，“非欧裔”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处于何种批判位置？这一位置又该向何处觅得？
继一九九零年代“魂魄暴乱”系列，当代艺术家陈界仁于二零一四年六月在北京“红砖美术馆”首次展出“残响世界”。该艺术实践既延续了既往的“暴力”史考掘主题，更揭示了“暴力”在当代生命治理中的隐匿形式，为我们思考“非欧裔”知识分子的批判实践问题提供了启示和参照。刘纪蕙的《事件后之残余物所见证的过去生命：从陈界仁近期作品影像谈起》把陈界仁的“残响世界”放置在后冷战时代新自由主义全面扩张的脉络中，对其“全球/在地”的双重意义维度进行解析：一方面是对新自由主义透过全球化与自由市场之名进行全球资本集中、扩张与盘整的检讨，另方面则是对这个影响与改变“在地”社会结构与人民生活而当前仍在进行之过程所提出的思考，而“在地”的生命治理中往往不自觉地折射着“全球”政治经济部署的殖民主义排除阶序。由《加工厂》(2003)、《八德》(2005)、《军法局》(2008)、《帝国边界I & II》（2011）构成的“残响世界”所呈现的历史尘烟之下，事实上“回响着过去生命没有说完的声音”。论者认为，“这些写实的物件反而以抽象的力量，构造出特异的非写实空间，直指现实中无法认知的另外一层真实”。陈界仁的“残响世界”艺术实践回应了阿冈本所讨论的现代国家生命治理范式。此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刘纪蕙教授《心的变异》（2004）的续篇。全球化脉络中，身份的建构在本质上是通过对当代性的挖掘，形成自我定义的、独特的当代价值观，同时获得自主性，从而确认自身的。全球化并非是单一的、同质化的过程，而是多层次的，它要求世界各地区都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鼓励重新发现特殊性、地域性和差异性。本辑“当代艺术与文化表征”中的另一篇论文，周颖南的《中国当代艺术及其身份政治：全球化的脉络》从中国当代艺术实践对全球化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该文通过阐释文化表征、社会身份和权力机制三方面的多元实践形式，呈现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化语境下身份叙事的多样性建构，并尝试探讨中国性、当代性和自觉性是如何体现在身份意识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的。论文首先阐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身份问题，以及产生身份问题的文化背景和特定问题脉络，并通过呈现部分艺术家的作品和其创作理念，对身份意识的演变过程进行详细的阐述和剖析。文化表征和社会身份分别为身份建构的两个方面：文化身份建构方面，主要有世界主义、本土立场、跨文化形式等途径；而社会身份建构方面，则包括艺术家作品中所体现的对历史的反思、社会现状的反映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现实社会中的物质性和权力机制的演绎，在深度全球化的时代，身份叙事的建构将从文化、社会表征转为对微观权力的解构。
“表演东亚” 是《圆桌》2015年秋冬卷的重点版块，该版块的核心议题事实上正是“当代艺术与文化表征”的延续。诚如孙柏在“主持人语”《呈述东亚》中所言，今天关于东亚之呈述，势必遭遇的一个根本性的困境就是主体性的困境，它源自后冷战时代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凸显的身份整合难题。因此，“表演东亚”在此并非是对某种共同体意识或身份起源的追溯或建构，而是（文化政治意义上的）东亚知识分子对自身批判位置的质询与反思，或者说是身份转换为“阐释者”的东亚知识分子为批判话语敞开的一个空间。
“表演东亚”板块中的六篇精彩论文，分别从不同的领域和视角去敞开并维持这个阐释性的批判空间。刘康的《作为第三世界全球主义的毛主义》指出，20世纪60-70年代的席卷全球的革命风暴中，“毛主义”成为风靡世界的革命理论，不仅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洋洲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更加流行。60-70年代是世界从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工业社会转向多极的后工业信息社会、开启全球化的时代。这一时代也是思想和文化上多元、反叛和革命的时代。来自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在这样一个全球转型期演变成为具有普世意义的“毛主义”，力图在西方中心的现代化格局下另辟蹊径，开辟现代性的不同选择。孙柏的《东亚政治寓言和中国的去中心化呈现：华语历史战争巨片<赤壁>》把吴宇森执导的古装大片《赤壁》放置在中国和平崛起、亚洲（东亚）区域整合、后9·11时代再次走向多极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以及资本和网络双重虚拟时代重新归置世界中心的权力实践脉络中，对其中的中国想象、亚洲资金来源、历史叙事以及明显政治经济学进行症候式解析。论者认为，影片《赤壁》以东吴为正朔的别样主体位置选择，正是原冷战防线另一边的国家和地区对社会主义中国暧昧政治想象的一次寓言式投射。朴永焕的《文化创新与东亚文化的主体性：以韩流文化为例》一文以风趣的讲演形式呈现了韩流文化的谱系，系统梳理了韩流文化衍生的历史背景以及韩流文化的内涵、文化认同等问题。文化韩流的发展经历了从独裁到民主的国内时期，加之中华文化和日本文化的结合等多种因素的促进后，文化韩流进而出现更多元化的发展局面。论者认为，文化韩流功能不仅仅是提供娱乐消费，也具有启蒙的作用，对于文化主体性的确认具有重要意义；韩流文化不仅仅是韩国的，也是亚洲的文化、世界的文化，这对于提倡文化创新的中华文化亦是如此。古远清的《“去日本化”与“再中国化”：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理论的重建之一》认为1945年光复后的台湾面临着去殖民文化的问题。为在台湾重续中华文化血脉，去除“大和魂”思想，台湾省行政公署发动了一场文化再建构运动。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清除“皇民化”思想余绪，让日据时期受压抑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得到复苏。杨逵和“台湾文化协进会”成员在战后台湾文艺场域的一系列文化实践，具有一种“去日本化”与“再中国化”的旨归。曾晓玲的《当代台湾女性散文的旅外书写：旅外女作家笔下之日常展演》试图厘清“旅外书写”之定义，并进一步爬梳当代台湾旅外女作家之文本，拟由“生活”作为出发点，观看她们如何在作品中，展演旅居地之生活样态，包括对当地饮食、语言，以及风俗之书写。透过文本，观看当代台湾旅外女作家书写之内涵，再次标示出“旅行”与“旅外”之相异，旅外女作家们对于旅居地之书写，其情感亦不同于旅人，除了不再只是走马观花，她们对于生活的地方，更多的是一份包容理解，以及融入当地后展现的关怀与责任。
理论来自问题，问题源自对话。本辑“思想现场”围绕陈国球、王德威的《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研究》一书展开。通过对代表性理论文本的精读，论者们仔细分疏了王德威教授所提之“抒情传统”背后援引的中西资源及生成语境，并藉此对“抒情传统”及所谓“抒情现代性”等概念，从理论逻辑、批评实践及阐释限界展开了讨论与辩诘。王德威在既有的“革命”、“启蒙”论述框架下，引入“抒情”的面向作为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以“重构”现代中国历史图景的企图，可谓别具胸怀；同时，此一貌似“旧事重提”的举措，在发明“传统”及促进新的学术视野形成上，亦可谓一次极富雄心的理论尝试。然则，“抒情传统”是否足具概括及阐释中国文学的能力？此一汉学概念或曰“他者视角”，会否反而削弱或压抑、消解了中国文学内部的多元？此外，“抒情现代性”所谓的“抒情”，与中国古典文学中之“抒情”是否能够同日而语？即如部分与会讨论者所担心的，王德威关于“抒情传统”的理论建构，有没有可能更多的是“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凡此种种俱为与会论者们多方挑战、质疑。虽然“抒情传统”作为方法论难免偏蔽、遮盖的存在，但是“抒情传统”作为诠释系统的生产性，却恰亦体现其间。而针对“抒情传统”展开的这场辩难或思想交锋，或预示其将有更积极之未来走向？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在“回应/交锋”栏目，三位学者分别围绕革命、性别、内卷化等议题，以马钊新著《逃婚妇女，都市犯罪，与战时北平的生存策略，1937-1949》（Runaway Wives, Urban Crimes, and Survival Tactics in Wartime Beijing, 1937-1949，下文简称《逃婚妇女》）中的历史书写问题展开学理上的论辩。康凌在《女人为什么逃婚？》中指出，学界习惯性地把妇女（尤其是知识女性）的逃婚作为女性觉醒与独立的表征，进而纳入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西化的进步叙事，使之成为体制改革之必要性的证明。而《逃婚妇女》基于北平地方法庭留下的刑事审判档案中翔实乃至细琐的审讯记录解读，对既有的套路提出了有力的挑战。《逃婚妇女》从“日常生存策略”的角度，发现战时的北平妇女在其的日常生存实践中，不断在邻里纽带中建立或脱离各种关系，以满足自身的经济与情感需求，而正是这些琐碎、分裂的条件主导、组织着妇女的日常生活。这一观察成功地去除了既有研究中的“大叙事”干扰，从底层妇女最基本的“日常生存策略”讨论她们如何在战争、侵略、贫困、改革运动与革命政治之间辗转挪移。论者也认为《逃婚妇女》未能就底层女性如何通过自身的政治实践，与性别、阶级与政治主体的界定进行协商问题进行讨论。谢新球的《内卷与革命：历史写作与“未来的现实”》认为《逃婚妇女》对北京底层女性的社会史研究基本沿用了美国中国史研究，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区域和比较社会史与经济史研究，这个学术思想序列主要由杜赞奇、高彦颐、黄宗智、王国斌、罗威廉和彭慕兰等学者及其相关著作组成。该学术思想内涵的修正主义史学观，或者批评甚至否定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叶的现代主义话语和社会革命，或者基本上完全忽略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作用，致使《逃婚妇女》对其研究的区域——北京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浪漫化想象和处理，进而和所谓的“内卷化”发展相妥协。作为《逃婚妇女》的作者，马钊对上述评论做出了相关回应。马钊首先展示了《逃婚妇女》的学术谱系，即白凯、苏成捷、白德瑞、戴真兰和作为法律社会史学家的黄宗智，同时简述自己的研究过程，并对谢新球和康凌提及的“受害”、“悲剧”与“内卷化”，在《逃婚妇女》论述语境中做出语义关系上的辨析，同时也就何以底层妇女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在整个论述架构中缺席问题予以解释。关于底层妇女的逃婚行为，论者始终将其视为生存手段，在法律和制度的空隙内谋生活的策略，与国家之间是一种逃而不离的关系。对底层妇女的内心世界和行为规范的同情理解，始终是《逃婚妇女》的关怀所在。
作为一种叙事，文学—思想史写作无可例外地参与并呼应着某种意识形态的询唤，那么，其中的历史文本是如何试图解决其面对的时代性问题的？“文学思想史与介入的政治”板块的五篇论文分别从不同层面对该问题展开思考。其中，卢国屏的《迎向新时代：中文系应自我启动的百年巨变》着眼于中文系百年学科发展之困窘与边缘化忧思，呼吁人们正视对中文系学科所谓“务虚”、“封闭”和“僵化”的长期误读，建议新时代背景下展开中文系学科建设的自我检视与深度审思，并尝试构筑一种崭新的中文系学科重建导向，包括中文系专业的规划设计、课程的架构模式及人才培养方案等，旨在生成一种人文与社会交融的学科精神，孕育中文系学人的文化责任和担当意识，再造中文系百年学科的鲜活生命。赵京华的《鲁迅与盐谷温：国民文学时代的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之创建》指出，19世纪后期西方世界开启了通过回顾文学的历史以寻找“国民”心声的“国民文学”时代。从这一大视野出发，论者借助《中国小说史略》和《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认为身处20世纪初“国民文学”时代的鲁迅和盐谷温，以“人民性”的视野和进化论的史观，建立起了以通俗文学之小说戏曲为中心的文学史阐释架构，对中国雅俗文学关系进行了根本性颠覆，进而形成认识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历史的全新范式。论文还深入探讨了鲁迅与盐谷温学术上相互认同、彼此借鉴的互动关系，以及殊途同归的学术研究路径；尤其注意考察《史略》在日本翻译的过程，立体地呈现了中日两国学者相互交流的学术史盛况。李小荣的《论以“场所”理论构建晋唐佛教文学史的可行性》从理论自觉的角度，探讨重写晋唐佛教文学史的可能性。论者认为，尽管佛教信众有阶层之分，却无一例外都需要一定的活动空间，因此，空间将成为概述佛教活动展开载体的关键词之一。布尔迪厄的“场域”和诺伯舒兹的“场所精神”理论之间的共通点，经过修订、转化、综合，可以作为撰写晋唐佛教文学史的一根主线。而且，这种整合后的“场所/域”理论，在宗教文学史的叙述与建构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刘小新的《文化视域、批评介入与华人文化诗学：答新加坡国立大学陈韦賰博士问》以活泼的访谈形式，探讨了华文文学研究者的文化视域、批评介入与华人文化诗学的关系。不同的文化视域，既可产生深刻的洞见，亦可能造成某种遮蔽，因此有必要时刻反省批评位置所可能产生的局限。华文文学的创作实际上是海外华人表征政治的一种方式，每一种感性方式背后都有其华人的身份意识形态。如果把“美学”问题处理成纯审美问题，那么我们只可能停留在表面的文学形式上，而忽视了对文化政治的有效介入。而 “华人文化诗学”的提出，意味着华文文学批评重心的转移——从重视中国文化/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到突出华人主体性、华文文学主体性的转移，从中国视域为主导的批评范式转向以华人为中心的“共同诗学”与“地方知识”双重视域的整合。潘静如的《尘心与道心：近代思想史的一个视角》指出近代思想、文化的转型，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等外在的宏观因素都有关系。但是，它的转型还要从更微观的视角老考量。文学，尤其是士大夫所特有的雅文学，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承载了很多士大夫的“心声”。根植于中国传统，通过“内化”和“解释学”来解读雅文学，把握士大夫精神世界里“尘心”、“道心”的游离与互补，并与外在的宏观因素相结合，进而揭示“尘心”“道心”与近代思想史的关系，是一个有效而可行的途径。
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本辑“人文茶座”邀请的嘉宾是台湾当代作家王文兴，访谈者朱立立则是台湾文学研究专家。此次访谈，王文兴不仅生动回忆起童年时期在福州、厦门的生活印象，也以其精准的文体感知验证了祖父王寿昌翻译《茶花女》的可能性。作为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乡土文学论争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王文兴至今依然坚守当年秉持的“绝对的自由”的文艺精神。谈及《家变》，王文兴道出“道德上的一种懒惰，这才是道德上最大的罪恶”这一令人无法挣脱的深刻命题。此外，王文兴也坦陈：正在创作的宗教小说的语言风格是“无色无香”的，这与《背海的人》黑色喜剧的语言风格路数不同。王文兴的教学风格别具一格，其独特处便在于文本细读。所谓“新批评根本就是旧批评”一语道破文学家眼中的文学批评观，朱立立的此次访谈，为读者提供了一次全面了解王文兴身世和创作的良机。
本辑的“著/述评介”内容多元而丰富，包括展评、影评和书评。泛若舟的《堂吉诃德与工业机器：“林冠画廊”刘小东个展<空城记>》就1990年代“新生代”代表画家刘小东2015年9月12日至10月18日在北京798艺术区林冠画廊的个展《空城记》进行评论。内蒙古的鄂尔多斯此次成为刘小东重新编织现实的临时剧场。刘小东的画并不试图捕捉真实的一幕，而是担起导演的角色，自主安排画中出现的人物和场景。在视觉的背后，刘小东的《空城计》真正要呈现的是传统生活方式，亦即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在现代生活方式侵入后于物质、空间和观念上产生的矛盾，也可以说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对决。通过此次个展，刘小东探讨了何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背景下的理想生活问题。陈明敏的《性别化的他者表征：影片<面纱>的跨媒介翻译》解析了毛姆的小说《面纱》在经过影像媒介“翻译”后的文化表意问题。处于文学文本与影像文本间的不仅仅是介质间的距离，还是不同文化背景和时代需求产生的隔阂。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小说《面纱》，在21世纪初的好莱坞银幕上，履行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功能，而被呈现的“中国”则是一个欲望化的他者符号。刘红英的《发掘时间之河中的诗意人生》评析了白杨专著《穿越时间之河——台湾“创世纪”诗社研究》。白杨将问题意识与历史还原相结合，真实地再现了特定时空下“创世纪”诗社的浮沉兴衰及人事变迁。卓见迭出的问题考辨，辅以生动的细节再现，使白杨的著作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
编者
2015年11月
